最近有兩則新聞刷屏，一是醫藥行業反腐，很多醫院的領導落馬；二是萬達集團高級副總裁劉某被公安機關帶走，或與內部反腐有關。

兩件事有著共同的特征，比如可能涉及商業賄賂或腐敗，行為上屬于違法；還有就是因被舉報、被調查而引起關注。

嚴格意義上說，這兩件事都稱不上是新聞，因為早在2013年，知名跨國藥企葛蘭素史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部分高管被依法立案偵查，公司被處以巨額罰款，相關人員被追究刑責，當時同樣引起媒體廣泛關注；而萬達集團的創始人王健林，在2014年的自述《萬達哲學》中，提及公司反腐方面的做法，資料顯示，連續多年多名高管被移交司法。

腐敗是違法行為，也是影響組織長期健康發展的毒瘤，但卻成為一個全球性的難題，不僅僅中國有，全世界也屢見不鮮。比如當年的法國巨頭阿爾斯通，就曾因商業賄賂而遭受美國政府調查，涉事的阿爾斯通前高管在美國被抓，公司最后也被肢解；而德國的西門子則曾被指控在阿根廷、委內瑞拉、越南甚至伊拉克都有賄賂行為，并在2008年向美國司法部和證監會認罪，同意支付約8億美元的罰款。

翻開葛蘭素史克的年報，公司2022年度的銷售收入293.44億英鎊，銷售成本95.54億英鎊，研發開支54.88億英鎊，銷售、管理及行政費用等開支83.73億英鎊。單純從年度的數字看，公司的銷售成本占比32.56%；研發開支占比18.70%，三項費用占比28.54%。

這些數字是冷冰冰的，但如果和2013年的數字加以對比就會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比如被中國政府調查的2013年，該公司全年實現收入265.05億英鎊，其中成本75.49億英鎊，占比28.48%；研發開支34億英鎊，占比12.83%；三項費用79.28億英鎊，占比29.91%。

當然，近10年的時間，公司的產品結構、市場渠道等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數據本身可能并不能夠直接拿來比較，但可以揭示一些基本的事實，就是這家公司在此期間成本在上升，對研發的投入在加大，而用于藥品銷售等費用開支在降低。用更容易理解的話說，就是公司把錢更多地花在了產品上，而不是花在廣告、推廣、會議上，花錢的結構發生了變化，可能或多或少與反腐有點關系。

比如公司在2013年年報中坦誠，反商業賄賂和腐敗是公司面臨的主要風險之一。對于被調查，公司認為是自身的原因，比如沒有能夠在公司創建一個優質文化，沒有讓員工們意識到商業賄賂和腐敗是一種不可接受的行為；比如沒有非常健全的嵌入式的流程來預防商業賄賂和腐敗等等，這也為公司預防和發現腐敗指明了未來的方向。

順便看一下中國部分藥企的財務數據，這次被點名的有一家上市公司叫麗珠集團，2022年的銷售收入為126.3億元人民幣，成本為44.61億元人民幣，占比35.32%，而銷售費用和管理費用兩項開支為45.44億元，超過了成本，占比達到35.98%；研發費用14.27億元，占比11.3%。還有一家行業龍頭的恒瑞醫藥，主要從事抗腫瘤藥、手術用藥和造影劑等藥品的生產、銷售和研發，2022年度的銷售費、管理費為96.54億元，占比為45.38%；而另一家行業龍頭云南白藥2022年的研發開支占比僅為0.92%。如果簡單進行比較的話，基本可以看出，中國的藥企在銷售、管理費的開支上相對較高，而在研發的開支上相對較低。銷售、管理費用占比高的原因，大家心知肚明，醫療行業的反腐引起廣泛關注也就不足為奇了。

問題是，上市公司的年報信息相對公開，通過簡單的數據分析，能夠發現一些差距和貓膩。但醫院很少上市，數據往往也無法做到公開，因此很難得到市場和公眾的監督，如果存在貓膩，無法得到及時的發現和糾正。

比如病人的信息是隱私，每個人看病的數據往往是秘密，最多感覺到看病難、看病貴，但如果說哪里貴可能也說不上個所以然，往往也沒有辦法與同病相憐者進行比較，也就無從獲悉所花的錢是否合理。

更可悲的是，看病需求是一種剛需，人吃五谷雜糧難免有個頭疼腦熱，不可避免需要問醫求藥。如果把看病作為一種消費，這個消費與經濟學中的消費者還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因為普通消費者可以決定是否消費、消費價格高了可以選擇不消費；但病人一旦進了醫院，很難決定是否消費，消費價格更不是由消費者說了算，應該說醫院或醫生與病人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信息不對稱，據此，醫院或醫生就可以利用這些信息不對稱給自己謀取私利，而病人往往沒有知情權或選擇權。

醫生也是人，也需要養家糊口，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如果單純在道德上要求醫生做一個君子或者圣人完人，是不切實際的。因此，有必要建立相應的體制機制，既要讓其獲得體面的收入，又要將醫藥、醫療器械、耗材等與病人付費緊密相關的經濟開支，與醫生的個人利益劃分開來，讓醫生專注于看病，讓病人信任醫院和醫生。

站在企業的角度，如果被認定為行賄，很可能遭受經濟、聲譽方面的損失，嚴重的甚至會失去持續經營能力。因此，企業會建立相應的政策、制度、流程來規范業務行為，同時還會通過企業文化的打造、員工價值觀的培訓、對可能存在的商業賄賂行為進行調查并嚴加懲處等措施，來應對這一風險。

站在醫院的角度，如果被認定為受賄，并不會關門大吉，但因收受賄賂導致的隱性和顯性成本，往往通過檢查費用、藥品和耗材費用轉嫁給病人，在增加病人經濟負擔的同時，對醫患雙方的信任產生極大的損害。

根據媒體報道，廣東省中山市坦洲人民醫院原黨總支書記、院長羅勇受賄案在2023年6月公開庭審，涉案金額2980多萬元，涉及收受病人紅包禮金、醫藥代表回扣、與醫療設備供應商結成“利益同盟”并收取設備代理商高額回扣等。回扣款項以及虛增的藥物設備價格計入醫療成本，直接導致群眾看病難、看病貴。而在“醫蠹”被拔除后，醫院采購成本、群眾就醫成本明顯下降。統計數據顯示，該醫院今年1-5月的門診和住院次均費用同比下降16.6%、21.4%，人均就醫成本下降1400余元。

這個數據在理論上可能有些瑕疵，比如病人、病種不一樣，病因不同，治療方案及用藥有差異，簡單將不同時間的數據進行對比可能并不科學，但人們是愿意看到看病成本下降這個事實的，更愿意將看病成本與反腐成果聯系在一起。

站在理論的角度，腐敗是一種舞弊，針對舞弊的解釋一是以四個英文單詞的第一個字母組成的“GONE”理論，分別是貪婪(Greed)、機會(Opptunity)、需求(Need)和暴露(Exposure)。其中貪婪、需求與個人有關，機會、暴露與組織有關。

因此對舞弊的治理也就有了藥方，比如組織應該建立健全嚴格的內部控制，一方面要減少關鍵崗位、敏感崗位人員干壞事的機會，另一方面能夠在這些人干壞事的時候及時發現，并加以嚴格的懲處；而個人則需要在風險意識、職業道德等方面不斷提升，克服人性的弱點，對舞弊的后果有清晰的認識。對于醫生而言，更應該將治病救人放在首位，將經濟利益放在一邊。

與舞弊的斗爭，往往被視為是一個嚴肅的長久戰略。國家、企業、個人都有必要將消除舞弊作為一項關鍵目標，并針對目標實現過程中存在的障礙和挑戰有清醒的認識，能夠找到有效的途徑來預防并及時發現潛在的風險。

對于醫療行業的反腐，因為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對稱，涉及廣泛的人民群眾利益，更應該由政府的直接介入，而不能僅僅依賴于組織和個人的角度。在著力點上，可以適當在“暴露”(Exposure)上多下點功夫，只要你腐敗，就會被發現；一旦被發現，就會受到嚴格的懲處。

舞弊治理是一項系統、長期乃至戰略性的工程。這首先需要有權威的調查部門，比如建立類似于中國香港廉政公署的權威反腐機構；還需要有技術的加持，比如“互聯網+監督”的應用；更需要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比如全員參與，一旦發現腐敗就知道向誰舉報，知道舉報后能夠得到及時的響應和對待。媒體已經披露，有妻子實名舉報作為醫生的丈夫干壞事的案例了。

透明可能是治理醫療行業腐敗的一個“好藥方”。比如讓每家醫院像上市公司一樣公開透明地披露一些信息，按照病人的信息需求，把每種病的康復率、門診和住院次均費用、人均就醫成本都公開出來，讓病患和人民群眾做到明明白白消費。還可以建立一個信息平臺，讓病患可以對自己的就醫成本進行披露，便于比較和鑒別。

認識到醫療服務的公益性質，醫生更多將精力放在治病救人上，醫藥企業更多將資源集中在藥品研發上，利益相關者形成合理預期，比如遵紀守法、勤勉盡責可以獲得很好的回報，違法亂紀、行賄受賄，可能導致身敗名裂，所有信息能夠公開透明，那么就有機會實現“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為而不爭”的目標了。

(本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會計江湖”系列之四十九，作者袁敏為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教授，會計學博士，研究方向：內部控制、資信評級等，出版有《資信評級的功能檢驗與質量控制研究》、《企業內部控制規范與案例》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