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零工市場，很多人腦海中可能會閃過“馬路市場”的景象：早年由于信息不暢，很多人找工作只能在馬路邊舉牌，從事的是相對低端的工作。隨著各種零工平臺的出現，如今的零工市場與當年的“馬路市場”，在工作范圍、工作內容等方面已相去甚遠，甚至很多新經濟、新業態、新職業都出現了對零工的強烈需求。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民政部等五部門去年發布《關于加強零工市場建設 完善求職招聘服務的意見》，更好支持多渠道靈活就業，促進零工人員實現就業。

《法治日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當下，零工市場人多活少、招聘信息魚龍混雜、一些勞務市場少有人問津等，是打零工者面臨的普遍問題。如何保障這一群體的合法權益？記者采訪了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李海明、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沈建峰、北京市律師協會勞動與社會保障專業委員會委員楊保全、北京市朝陽區律師協會勞動與社會保障法業務研究會委員劉偉。

零工定義尚待明確

記者：“零工”究竟該如何定義？對零工而言，用人者提供的報酬是否要符合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如果超出約定工作時間是否要支付加班費？

李海明：法律上并沒有界定何為零工，甚至在生活用語中，零工的邊界也是模糊的。生活中的零工可能是日結的，也可以是完成一項工作任務才結算工錢，時間長短不一。因此，在法律上，打零工的性質，有些是民法上的勞務合同，有些是勞動法上的非全日制勞動合同，有些是一般的勞動合同。

劉偉：從法律關系角度，勞動合同法中的非全日制用工就是比較典型的“零工”，甚至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簽訂的“以完成一定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也具有一定的零工性質，當然這里也要考慮完成工作任務的期限長短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另外，民法意義上的勞務關系也有比較典型的零工性質。

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主要是對勞動關系中用人單位一方的約束，在“非全日制用工”和“以完成一定任務為期限的勞動合同”中，用人單位支付給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均應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而在勞務關系下，勞務費用由雙方協商確定，遵循意思自治原則，不受最低工資標準的約束。

對于零工中的非全日制用工，根據法律規定，勞動者在同一用人單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時間不超過4小時，每周工作時間累計不超過24小時。如果勞動者每日工作時間超過8小時，每周超過24小時，則該種用工形式已經由非全日制用工變為了全日制用工，應當支付加班工資。而針對節假日打零工的情況，各地規定并不完全一致，北京市規定用人單位安排其在法定休假日工作的，其小時工資不得低于本市規定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法定休假日小時最低工資標準，天津市則規定若在法定休假日提供了勞動，則用人單位應按規定支付加班工資。

服務保障有待加強

記者：我們在調查中注意到，去工地打零工的勞動者有很多，這也是極易發生人身損害的地方。但零工就業具有很強的臨時性，雇傭雙方多采取口頭協議或簡單書面協議的形式確定用工關系，一般沒有規范性的勞動合同文本和格式。一旦發生糾紛，勞動者的權益往往很難保障。如果不能認定勞動關系，是否意味著出現意外只能自擔風險？

李海明：在勞動關系認定方面，勞動者時常缺乏用人單位的基本信息，在多數情況下，自然人雇傭的特征特別明顯，勞動者僅知道雇傭者的零星信息，給勞動關系認定帶來了困難，進而難以認定工傷。

楊保全：勞動關系的認定并不完全依靠書面勞動合同，需要結合用工實際進行綜合考量加以判斷。同時從法律層面來看，我國法律并不禁止勞動者建立多重勞動關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工傷保險行政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規定，職工與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位建立勞動關系，工傷事故發生時，職工為之工作的單位為承擔工傷保險責任的單位。也就是說，勞動者利用業余時間兼職并與兼職單位建立勞動關系的，有權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而對于通過第三方平臺進行的零工情形，2021年7月16日，各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人社部發〔2021〕56號)，其中第一條第(三)項規定：“平臺企業采取勞務派遣等合作用工方式組織勞動者完成平臺工作的，應選擇具備合法經營資質的企業，并對其保障勞動者權益情況進行監督。平臺企業采用勞務派遣方式用工的，依法履行勞務派遣用工單位責任。對采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勞動者權益受到損害的，平臺企業依法承擔相應責任。”

如果是直接受雇于個人，那么就變成了個人雇傭。根據民法典規定，“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提供勞務一方追償。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提供勞務期間，因第三人的行為造成提供勞務一方損害的，提供勞務一方有權請求第三人承擔侵權責任，也有權請求接受勞務一方給予補償。接受勞務一方補償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因此，需根據用工方式判斷責任承擔主體。

記者：即便是日結工，勞動者個人是否可以要求簽訂紙質合同，或者在進行特定行為，比如高空作業時要求用人者購買意外險？

沈建峰：我們即使把日結工當作一種民事關系，那么當事人也有權要求簽訂書面協議。然后通過協議去明確自己的權利和義務，要求購買保險等，但是法律對這些沒有明確的要求，他更多的是一個市場安排的結果。

以上是一般的情況，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有大量的法律，包括安全生產法，職業病防治法，它的適用前提并不以勞動關系為前提條件，只要是勞動中的人都應當遵守。所以如果國家法律對高空作業、井下作業等有特別要求的，即使是日結工，也有權去主張法律上的保護，比如買保險等，不以當事人有明確約定為前提。

記者：很多用人單位并非直接雇傭方，而是找了“中介”“經紀人”，把錢交給他們，再由他們招人。也就意味著這里存在著兩份合同，一是用人單位和中介，二是中介和個人。如果打零工出現問題，而“中介”“經紀人”不愿管或直接“消失”，用工單位對此是否應承擔責任？

劉偉：對于零工市場中，用人單位通過中介雇傭求職者的情況，需要區分中介在該法律關系中所扮演的具體角色。如果中介僅僅是起到居間作用，即給雙方提供訂立合同或進行合作的機會，并不參與具體的管理，則用人單位仍是直接的雇傭方，需要對雇傭的勞動者承擔相應責任。

但如果中介和用人單位之間屬于類似承包的關系，則一般情況下用人單位不直接對勞動者負責，作為雇主的義務主要由中介承擔。但如果該承包對中介有特定資質要求，而中介又無該特定資質，則用人單位仍然要對勞動者承擔責任。

多措并舉保障權益

記者：在勞務市場、人才市場附近，往往會形成自發的“零工市場”，不少人在等待面包車來拉人干活。對于這種情形您如何看待？如何更好地發揮正規零工市場的作用，更好地發展零工經濟？

劉偉：零工市場的自發形成體現了市場對零工崗位存在大量需求，也反映了當前勞動者對零工崗位的青睞和面臨的就業壓力，建議相關部門采取有效措施對零工市場進行積極引導和規范，比如劃出固定的區域作為零工市場、要求招聘單位進行事先登記并固定攤位等，以促進其有序發展。

零工市場的有效建設和發展，從根本上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導。一方面，建立零工求職招聘信息服務制度，將零工信息納入公共就業信息服務范圍，免費向社會提供零工求職招聘信息登記和發布服務，解決供求信息之間的不對稱問題。另一方面，完善服務場地設施，在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場地設立零工對接服務專區或分時分區共享場地設施，對零工人員自發集中、具有一定規模的求職地點，就近設立零工服務場所。同時，加強零工市場監管，如依法監管職業中介機構、嚴厲打擊黑中介、對發布虛假招聘信息或以招聘為名牟取不正當利益的不法行為進行打擊等，以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

楊保全：應當完善勞動法的相關規定，明確適用于零工經濟業態的新型用工關系。在我國目前的勞動法律制度下，零工經濟的用工形式尚沒有被納入勞動法的范疇。基于用工形式“靈活”的相似特點，可以進一步擴大非全日制用工的范圍，將零工勞動納入其中，并將非全日制用工的保護制度具體化，在法律層面保障零工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社會保障方面應當增加強制性要求，在社會保險法中明確零工勞動者必須參保，可以給予相應比例的社保補貼，同時，放開在就業地參保的戶籍限制，提高勞動者參保的便捷性和積極性。

李海明：無論是有效的網絡平臺的零工市場，還是天然形成的橋頭路邊的零工市場，均說明零工市場是一種自然市場，在適度的消息量、適度的供需量下，總有一部分通過零工市場實現就業。但從傳統來看，這種市場是萌芽的、不成熟的勞動力中介市場，滿足的也是不發達的用工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沒有完善的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律制度情況下，不宜過分消除零工市場的信息壁壘，否則必然引導企業轉為以零工用工為主，乃至將企業演化為超級平臺，導致大量的職業勞動者成為披著零工外衣的人員。長遠來看，不利于勞動者群體利益的保護，也有損于長治久安的和諧勞動關系和和諧社會。